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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不予批準逮捕的九種情形

時間: 2019-04-23 17:48:54 來源:   網友評論 0
  • 逮捕是刑事訴訟中一種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其性質是通過法律的強制力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于被羈押狀態。

作者:何觀舒:稅務犯罪辯護律師.經濟犯罪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刑事律師暨金牙大狀稅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來源:金牙大狀(ID:jydzlawyer)


逮捕是刑事訴訟中一種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其性質是通過法律的強制力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于被羈押狀態。


而不批準逮捕是指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進行審查認定,對不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而作出的決定。在司法實務中,批捕率一直較高,檢察機關存在著“構罪即捕”的情形,審查逮捕程序機械化、行政化,檢察機關往往僅對偵查機關呈捕的案件材料進行書面審查,并未真正接觸原始證據,也較少地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即對案件作出認定。而涉案行為人一旦被批捕,之后極有可能被起訴,且考慮到我國極低的無罪判決率,即使案件證據和事實的問題顯而易見,涉案行為人也極有可能被定罪,極難獲得徹底無罪的結果。反之,如果檢察機關不予批準逮捕,那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就相對容易很多,即在進入審判階段前就將案件無罪化處理,實現了實質的有效辯護。


本文研究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不予批準逮捕的情形,目的在于從辦案機關對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的具體情形,特別是從無罪辯護的角度,重點剖析檢察院認為無罪而不予批準逮捕的情形,為我們辦理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如何阻擊批捕,以及配合后續階段的有效辯護提供參考。


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不予批準逮捕的條件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的規定,逮捕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罪疑條件;第二是刑罰條件;第三是社會危害性條件。因此,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準逮捕時,應當審查案件是否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只有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才能作出批準逮捕的決定。否則,應當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案件進行審查后,應當根據情況分別作出批準逮捕或者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對于批準逮捕的決定,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執行,并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于不批準逮捕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說明理由需要補充偵查的,應當同時通知公安機關。”

那么實務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檢察院會做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呢?對于本文所研究的騙取出口退稅罪,又存在哪些特殊的不予批準逮捕的相關情形呢?

根據《刑事訴訟法》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相關規定,結合我們辦理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的實務經驗,我們對于辦案機關批準逮捕或不予批準逮捕的情形進行反推,則存在以下情形:第一種是檢察院認為涉案人員不構成犯罪,而不予批準逮捕。至于無罪的理由,既可能是行為人客觀上未實施犯罪行為,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犯罪故意,也可能逃稅的數額未達到本罪的立案標準,或者是主體不符合等;第二種是檢察院認為證據不足,而不予批準逮捕。認定行為人構成某種犯罪的證據必須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第三種是檢察院認為無逮捕必要,而不予批準逮捕。在此種情形下,犯罪人已經構成犯罪,但存在著某些特定情形,檢察機關對案件進行審查,認為可以不逮捕的,從而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據此,不予批準逮捕適用事實上包括不構成犯罪不捕、證據不足不捕、有罪但無逮捕必要不捕三大類型。

騙取出口退稅罪案件不予批準逮捕的十種情形

筆者將涉嫌騙取出口退稅罪不予批準逮捕的情形分為三大類型共九種:

一、人民檢察院認為不構成犯罪而不予批準逮捕的五種情形


(一)行為人沒有實施“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的行為


騙取出口退稅罪的客觀行為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有關稅收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行為。


“假報出口”的行為可以分為:偽造或者簽訂虛假的買賣合同;以偽造、變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貨物報關單、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貨物專用繳款書等有關出口退稅單據、憑證;虛開、偽造、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稅的發票;其他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的行為。而“其他欺騙手段”是指除了“假報出口”以外的,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而實施的欺騙行為,具體包括:騙取出口貨物退稅資格的;將未納稅或者免稅貨物作為已稅貨物出口的;雖有貨物出口,但虛構該出口貨物的品名、數量、單價等要素,騙取未實際納稅部分出口退稅款的;以其他手段騙取出口退稅款的。


上述以“假報出口”和“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行為具有兩個特征:一是違法性;二是欺騙性。


行為的違法性主要體現在違反《稅收征收管理法》《增值稅暫行條例》《消費稅暫行條例》,以及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規章。就辦理出口退稅的內容來看,行為的違法性不僅包括實體違法,也包括程序違法。例如,未辦理出口退稅登記證的行為人,實際上出口了貨物,也符合取得退稅的資格條件,但在申請出口退稅時偽造了出口退稅登記證,這屬于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以騙取出口退稅罪論處。因此,在辦理出口退稅之前,應辦理相應的出口退稅登記。


欺詐性,是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本質特征。具體表現在行為人不具有辦理出口退稅的條件;或者具有辦理出口退稅的條件,但實際上并未有貨物出口,或者以少量貨物、質量不合格貨物出口的前提下,而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使自己具備申請出口退稅的條件,編造某種不存在的事實,達到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非法目的。


因此,檢察院在審查批捕時,會根據在案證據審查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騙取出口退稅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若只是一般的個人失誤行為,并不具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目的,不屬于騙取出口退稅罪客的觀構成要件,行為人不構成犯罪。在此情況下,檢察院會基于上述無罪理由做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


(二)行為人雖存在騙取出口退稅款的客觀行為,但并未達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


是否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不僅需要行為人實施了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出口退稅款的行為,而且還需造成危害結果才會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根據《刑法》的規定,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較大的才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因此,對于具體騙取出口退稅款的客觀行為,但并未達到數額較大的定罪標準的,不構成犯罪,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那么,數額較大的標準該如何界定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17日公布的《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5萬元以上的,為刑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公布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對此也作了規定,第六十條:“[騙取出口退稅案(刑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


(三)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主觀故意


騙取出口退稅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雖然刑法并沒有對騙取出口退稅罪的主觀目的作出明確的說明,但從其客觀行為及性質來看,目的都是為了騙取國家出口退稅,即行為人主觀上都是具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為目的。例如,由于出口企業或者個人的過失,計算錯誤,導致出口退稅管理機關多退稅款的現象,則不能按騙取出口退稅罪來處理,對于多退的稅款,只能由稅務機關責令這些企業退還。相反,對于故意以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獲取非法經濟利益的,才可能構成本罪。


因此,對于主觀上沒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目的,不應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不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辯護人為此類當事人辯護,在審查批捕環節應該盡力向檢察機關釋明此關鍵案情,爭取促使檢察機關認定當事人無罪而取得不予批準逮捕之效果。


(四)因侵害的犯罪對象不符合騙取出口退稅罪而不予批準逮捕


出口退稅是指在國際貿易中,基于稅收公平原則和稅收法定原則,國家對報關出口的貨物退還其在國內各生產、流轉環節的,按有關稅法規定已繳納的增值稅和消費稅。據此,騙取出口退稅罪的騙取對象是以國家在出口環節應退還的在國內各生產、流轉環節的增值稅和消費稅。可見,騙取出口退稅罪的犯罪對象是增值稅和消費稅。騙取出口退稅罪的犯罪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該罪犯罪構成的特殊性,也就是說,行為人騙取的對象如果不是以國內生產銷售環節征收的增值稅和消費稅,而是其他稅種,如營業稅、關稅。因騙取的對象不是國內生產銷售環節征收的增值稅和消費稅,則不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如構成其他犯罪,則按其他犯罪行為進行處理。


由于在此種情況下,不是構成此罪,既是構成彼罪,都會涉嫌犯罪問題。因此,需要準確把握,爭取做到讓檢察院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二、人民檢察院認為證據不符合逮捕條件(證據不足)而不予批準逮捕


無論是審查逮捕階段,還是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刑事訴訟活動都是以證據為中心而展開。對于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案件,若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作出不起訴決定,則必須經過退回補充偵查。但在審查批捕環節,則可能因“證據不符合逮捕條件”而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77條:“……對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證據不符合逮捕條件,以及提請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偵查機關需要繼續偵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審。”


對于適用證據不足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有哪些,歸納起來有以下情形:指控犯罪的證據不充分;收集證據程序不合法,獲得的證據有瑕疵;證明結論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影響是否構罪的關鍵事實沒有查清;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認定犯罪主觀方面的證據不足等方面。


2010年08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第三條對此也作了規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屬于‘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一)證據所證明的事實不構成犯罪的;(二)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無其他證據印證的;(三)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無罪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重大矛盾且難以排除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無其他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了共同犯罪行為的;(五)沒有直接證據,而間接證據不能相互印證的;(六)證明犯罪的證據中,對于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有犯罪事實的;(七)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主觀方面要件的;(八)雖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但無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是該犯罪嫌疑人實施的;(九)其他不能證明有犯罪事實的情形。”


另外,對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還存在兩種常見的情況,檢察院認為行為人有罪,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后,偵查機關繼續偵查,后仍然證據不足,偵查機關撤銷案件或不了了之;另一種系檢察院認為當事人不構成犯罪,但不以事實清楚的無罪作為不予批準逮捕的理由,而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替代性理由。但從本質上,這兩種不予批準逮捕最終都會達到無罪的效果。


三、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罪但無逮捕必要而不予批準逮捕的四種情形


無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已構成犯罪的前提下,因符合某種情形,如符合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條件,而使檢察機關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未構成犯罪,當然是不予批準逮捕。


《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第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較輕,且沒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為沒有逮捕必要:(一) 屬于預備犯、中止犯、或者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的;(二) 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現或者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的;(三) 過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現,有效控制損失或者積極賠償損失的;(四) 因鄰里、親友糾紛引發的傷害等案件,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的;(五) 犯罪嫌疑人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學生,本人有悔罪表現,其家庭、學校或者所在社區以及居民委員會具備監護、幫教條件的;(六) 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殘疾人,身體狀況不適宜羈押的;(七) 不予羈押不致危害社會或者妨礙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其他無逮捕必要的情形。


“對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一)符合取保候審的條件而不予批準逮捕


《刑事訴訟法》對適用取保候審規定如下:
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3.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4.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

上述取保候審的適用情形,第4點主要是針對羈押期限的程序問題,本文討論檢察院不予批準逮捕主要是針對前三種情況。

首先,從辦案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證據出發,即根據已有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比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若對行為人只可能判處拘役、管制或獨立適用附加刑,不會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基于逮捕對人身自由限制的嚴厲性,適用取保候審與行為人可能面臨的刑責更為匹配;其次,第2點是行為人雖然可能面臨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但基于罪名性質及案件具體情況,案件具體涉及到預備犯、中止犯、初犯、從犯、自首、立功、積極退贓、賠償、達成諒解協議等情節,行為人社會危險性較小的考慮第;3點主要是人道主義考慮。

若符合上述情形,根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檢察院通常會以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的方式,而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

(二)符合監視居住的條件而不予批準逮捕

監視居住是介于逮捕與取保候審之間的強制措施,是基于案件的具體情況,對符合逮捕條件,又不應當適用取保候審的一種折中的處理方法。

對于符合逮捕條件,具備以下情形,檢察院適用監視居住作為逮捕的替代性強制措施:
1.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養人;
4.因為案件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更為適宜的;
5.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

(三)“不捕直訴”

不捕直訴,是指公安機關對于輕罪的犯罪嫌疑人不經提請批捕程序,采取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措施后直接移送起訴,或者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輕罪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后移送起訴的一種非羈押性訴訟活動。適用不捕直訴的案件,必須符合不捕直訴的適用條件。第一,必須犯罪事實清楚,對事實沒有爭議,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無爭議。其中,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是指: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第二,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處罰金。第三,犯罪嫌疑人承認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能夠及時到案,采取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

在適用“不捕直訴”的情形下,很多當事人甚至是律師,在辦案機關對當事人取保候審后,其往往認為已經“無罪”,誤以為“釋放證明書”即是辦案機關認為其無罪的證明文件,在取保后沒有繼續進行有效的辯護。當然,司法實務中存在辦案機關認為無罪而取保的情況,也有辦案機關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在取保后對案件不了了之的情況。對于上述兩種情形,不予批準逮捕與取保候審,從形式上確實有類似無罪的效果。但對于當事人和律師,更應審慎的對待取保候審,防止辦案機關認為當事人有罪,卻仍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實務中,甚至存在未被批捕的當事人,后法院對其作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判決的案例。

本文特別點出“不捕直訴”的情形,既是提醒當事人,亦是提醒辯護律師,取保候審不代表無罪,簡單的概念卻往往被忽視,在此特別強調取保后切不可“掉以輕心”。

(四)罪行較輕,且沒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相關情形的不予批準逮捕

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一百四十四條:“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較輕,且沒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或者不予逮捕:

(一)屬于預備犯、中止犯,或者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的;

(二)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現或者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的;

(三)過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現,有效控制損失或者積極賠償損失的;

(四)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雙方根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達成和解協議,經審查,認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經履行或者提供擔保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學生,本人有悔罪表現,其家庭、學校或者所在社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具備監護、幫教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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